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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准大病保险在医疗保障网中的支点

2017-12-17 06:52

  据国家卫计委透露,经逐户、逐人、逐病调查核实,确认至2016年底,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家庭553万户,涉及734万人。另据国务院发表的一份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,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比例已由2015年的42%上升至2016年的44%。

  透过这两组数据,可以地认识到,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脱贫攻坚“攻城拔寨”冲刺期最难啃的一块“硬骨头”,面对脱贫攻坚新要求、新期待,我国现有的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、商业补充险、医疗救助、大病兜底等多层次医疗保障网还显得不够缜密。

  “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”迄今为止,为了啃下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这块“硬骨头”,统筹解决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难题,各地探索出了不少适合当地实际的颇具地方特色的实践模式,构成了我国现有大病医疗保障网的主体框架。综观这些模式,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,仅仅将大病保险作为医疗保障网的一个的功能模块被嵌入其中,没有凸显出大病保险的地位和作用。大病保险机制的资源整合功能受到,医疗保障网因而也就了医疗保障资源整合功能,以致于在实践中出不少纰漏和瑕疵。

  一是过分倚重于,没有将、市场和社会各方力量有效聚合起来,发挥政策协同效应,统筹解决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问题。

  二是过分倚重于财政资源,没有将企业、社会组织、慈善捐赠等各种社会资源有效联结起来。以湖南省“三提高、两补贴、一减免、一兜底”模式为例,“两补贴”(医保个人缴费财政给予50%以上的补贴,“扶贫特惠保”保费支出财政给予不超过90%的补贴)和“一兜底”(在特殊情况下,财政给予兜底保障),采用的均是单一的财政资金形式。

  三是存在“政策外”缺口。考虑到起付线、最高报销(或保障)限额、大病保障范围,以及实际大病医疗费用与“政策范围内”实际报销医疗费用的差额等,仍存在一个不小的“政策外”缺口,这对于贫困人口而言,无疑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巨大“鸿沟”。如省富裕县的“六条保障线种重特大疾病最高救助限额仅3万元。

  既然医疗保障网的医疗保障资源整合功能是由大病保险赋予的,那么,要想让医疗保障网真正实现脱贫攻坚大病医疗保障全覆盖,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用大病保险织牢织密医疗保障网,用大病保险资源整合机制为医疗保障网赋能。这里的关键问题是,要找准大病保险在医疗保障网中的支点,让大病保险成为医疗保障网的构造主体,通过大病保险资源整合机制功能作用的发挥,医疗保障网医疗保障资源整合功能。具体地说,也就是要借力大病保险机制——实现医疗保障资源集聚和协同效应——将大病保险制度“熔铸”成一种有效的大病医疗保障资源整合平台,运用大病保险机制“纽带”联结各种大病保障资源,一对一“精准滴灌”至贫困人口大病患者,通过互补联动,协同解决贫困人口大病医疗保障全覆盖问题。

 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,医疗保障网资源整合功能的着力点,应放在保障网的薄弱环节,资源动员以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公益领域,以及个人慈善捐赠作为重点挖掘的对象,资源使用以深度贫困地区大病患者“政策外”缺口,尤其是个别费用支出多的重大疾病、罕见病医药费缺口为重点救助的对象。国务院《“十三五”脱贫攻坚规划》明确提出,“支持引导社会慈善力量参与医疗救助”。运用大病保险资源整合机制“纽带”,将社会扶贫资源与贫困人口大病患者有效联结起来,进行精准帮扶,无疑是支持引导社会慈善力量参与医疗救助的有效实现形式和径。

  目前,实践中并不乏基于大病保险资源整合机制统筹解决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难题的成功案例。如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机构发起的“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”,通过互联网和公募基金会,广泛动员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人捐赠等社会力量参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大病扶贫,募集通过合作保险机构完成投放和使用。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大病保险的参与就不能解决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问题。如由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等机构发起的“帮你筹”公益项目,通过链接医院、公益机构、互联网筹资平台,同样也可以起到大病扶贫的作用。

  但可以肯定的是,有大病保险参与者就一定优于无大病保险参与者。道理其实很简单,因为大病保险是与保险机制、保险业务,以及保险业的历史融为一体的,因而与其扶贫绩效之间是一种激励兼容机制,能够真正做到“结果”扶贫。相反,在没有大病保险参与的情形下,则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机制,自然也就难逃“过程”扶贫的厄运,“数字脱贫”在所难免。保险机制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精准识别机制,因为它以风险事件的发生为触发条件,能够确保“扶真贫”“真扶贫”。这些特征还决定了,保险机制既是一种长效机制,又是一种多方协同与共治机制。

  医疗保障网资源整合功能是大病保险赋能的结果,大病保险机制的功能作用实际上也就是医疗保障网机制的功能作用。由此,找准大病保险在医疗保障网中的支点,充分发挥大病保险机制的功能作用,对于医疗保障网的意义除了以上所述之外,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一是放大扶贫资源“杠杆”效应,提升扶贫资源使用效率;二是通过大病保险风险管控倒逼机制,引导规范诊疗行为,遏制不合理费用发生;三是有利于促动大病扶贫由事后救助向事前预防转变。